一位认养文物的企业负责人说，“认养文物就像认养了一个‘爷爷’，只能照料，无权处置，照料不好恐怕还得担责” 和很多景区不同，张壁古堡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并没有实行免费。时下，天气转冷，景色单调而缺乏生气，但游客们依然愿意到山西介休，花40元钱买一张票，游览这座罕见的地上地下“双子城”。 张壁古堡有1600多年历史，但声名大振不过是近10年的事。当地政府牵线，企业与古建携手，让这座曾经破落不堪的千年古堡重获新生，不仅成为知名景点，还入选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的佳话在文物大省山西不止一个，它们向外界展示，为挽救濒危古建而探索出的“文物认养”模式，并非一条“死胡同”。 有的认养让古建重获新生，有的却“认而不养”“张冠李戴”，有的只养出“无花果”……一路走来，山西“文物认养”喜忧参半。保护古建，需要打通政策“梗阻”，各方协同再加把劲。 探索文保“新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山西，表里山河，文化深厚。全省现存古建28027处，数量为全国之最。但受资金、人员、技术等条件所限，大部分古建缺乏有效保护，默默地散落在山林与村落之间，自生自灭，有的已经因为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永远消失。 留住古建，才能记住历史。2017年，山西省总结基层文保探索经验，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启动“文明守望工程”，出台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经过不断努力，一批濒危古建得到抢救性保护，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山西凯嘉能源集团是“文物认养”的先行者之一。这家山西介休本地煤企，早在2009年就参与到张壁古堡的保护开发中，已累计投入资金近6亿元。 文物专家考证，张壁古堡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曾是一座军事堡垒，系后赵豪强张平建造的众多乌壁之一。乌壁是古代一种防御体系，集中出现在十六国时期，山西、河南、河北分布尤多。 张壁古堡地面布局与二十八星宿相对应，至今堡内仍保存着可汗庙、琉璃碑等诸多珍贵地上文物。地上有明堡，地下有暗道。尤其是北朝古地道长约万米，上中下三层，攻防兼备。 认养后的张壁古堡。本报记者吕梦琦摄 虽然世所罕见，但受当地政府财力所限，张壁古堡过去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山西凯嘉张壁古堡生态旅游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金祥说，在企业认养之前，张壁古堡内部很多建筑已岌岌可危，有的彻底坍塌，有的外墙开裂，私搭乱建等人为破坏也很严重。 “公司接手后，在古堡附近建设了张壁新村，将村民从古堡内迁出，随后又陆续拆除了风格各异的现当代建筑和装饰，逐渐恢复了古堡原貌。”张金祥说，整个认养开发实现了文物保护、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治理等多重效益，去年景区门票收入已经增长到1000万元，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山西，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多处。 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湘峪古堡，是明代后期户部尚书孙居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孙鼎相兄弟的故居，过去并不知名。五六年前，记者到当地采访时，这里还是一副残破的样子。很多老房子已被废弃，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房顶和门窗破损严重。村民在旁边修建了很多平房，古堡四周堆积着各种垃圾，城墙也大多倒塌，几乎没人到此游玩。 在企业参与认养之后，短短几年时间，湘峪古堡就获得修复保护和开发，周边环境彻底得到整治，古堡前的河道也在清理加固后重新复流。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湘峪古堡实行免费参观，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 认养后的湘峪古堡。本报记者曹阳摄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曙光说，去年山西已重点选出292处古建供社会认养，88处已被认养，不仅减轻了财政压力，还起到了良好的保护效果。 认养热度不高，甚至“认而不养” 尽管山西“文物认养”模式不乏成功案例，但也逐渐暴露出认养“热”度不高、文物“活”度不足、政策“硬”度不够等问题。有的认养主体后续开发遇阻，继续认养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有的在开发保护中未能“修旧如旧”，饱受争议和诟病；有的干脆认而不养，迟迟不开工进行修复保护，放任文物“重病缠身”。 说起自己的文物认养之路，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企业家冯才有一肚子“苦水”。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他认养修复的龙泉寺。寺庙占地面积不大，大殿内空无一物，墙上有精美的壁画。院子里积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 冯才说，因为是一座空庙，没有人来，也就不安排人打扫，平时大门都上着锁，他自己看见就心烦，也很少过来。 2012年，冯才响应地方政府“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号召，认养了龙泉寺。龙泉寺坐落于曲沃县南林交村，是一座元代寺庙，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濒临“殿毁楼塌”。冯才认养后，立即聘请专业单位制定修缮保护方案，批复后马上高标准施工，连门廊上的描金用的都是真金，先后投入了400万元。修复后，龙泉寺从原来的“县保”成功升至“国保”。 冯才认养龙泉寺的初衷，是想恢复寺庙的功能，可等“庙”修好了，他却发现根本塑不了“佛”。原来，龙泉寺后面住着一户村民，认为寺庙修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补偿金额谈不拢，就找出相关政策规定进行阻挠。 “原文化部1984年曾规定，凡已毁损无存的宗教塑像，文物部门不准重塑。这户村民就拿着这份文件来反对，相关部门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没人敢批准施工。”冯才说。 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古建大部分是寺庙，佛像基本上都在“破四旧”时毁掉了，现在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可要是还坚持按这个30多年前的旧政策办事，谁还敢认养？ 不仅政策上有“堵点”，修复过程中也存在“跑偏”。文物保护应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讲究“修旧如旧”。但有的企业在文物认养过程中，一味考虑如何有利于后期开发，导致文物修复时人为再造古建形制，构建“张冠李戴”，失去了修复保护的意义。 山西省中部某县有一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后世多次重修，寺中有一明塔因采煤出现倾斜，其他建筑也年久失修。当地一家企业认养后，先后花了1.5亿元修复寺庙，开发旅游。但因为害怕担责，这家企业对最该保护的明塔没有采取多少保护措施，却将看上去“平庸”的大雄宝殿等建筑拆掉重建，建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该企业一位负责人说，原来的建筑比较低矮，外观和人们心目中的佛殿差距很大，如果按原貌修复，游客不愿看，很难转化成旅游资源。 尽管有违文物保护原则，但这位企业负责人说出了“文物认养”面临的现实尴尬。山西古建以寺庙居多，很多“颜值”不高，难以吸引游客。 还有一些认养企业或个人花重金，将文物修复得很好，却“活”不起来，最终只能“铁将军”把门。 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古建要么地处偏僻，要么名声不大，游客不便去或不了解；二是一些古建修得花花绿绿，与文物固有气质不符，俗气逼人，游客不想看；三是一些古建修复了“外壳”，内无展陈，游客无可看。 记者现场看到，因为无法塑像，修复已启动6年，龙泉寺现在还是一座空庙，各殿既无展陈也无佛像，平时只能锁着。“政策打架，梗阻难除，让一部分认养人有苦难言，也让不少后来者望而却步。”冯才说。 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导致文物认养率明显偏低。今年，山西又增加了一批供社会认养的文物，30多家主体新签订了认养协议，但整体认养率仍低于50%。 已被认养的文物，也不一定能得到修复保护。有的企业“认”的时候很积极，“养”的时候却原地不动。 这背后，既有认养回报的综合考量，也有企业生存压力加大的现实原因。一些文保人员和企业家认为，文物认养“热”度不高的主因，是近几年民营企业利润下滑，无力顾及。一些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则以“国家无要求”为由，拒绝认养。另外，许多企业在面对政府推介时，不知道认养文物用来干什么，不敢“出手”。 认养后的山西省晋城市大阳古镇。本报记者燕雁摄 除了当地企业家回报桑梓或留住乡愁的情怀，文物认养主要靠相关部门做工作去推动。一些资源型企业，过去多是在开采地文物部门的“提议”下认养文物，但这一招目前已经不灵了。 “以前，企业办理采矿权延续，需要有文物部门对开采区地上文物情况的核查认定手续。这项审批已在前几年取消，文物部门对企业约束力降低，说话不太好使了。”一位基层文物部门干部说，去年县里有几家企业认养了文物，也签了协议，可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没有一家投入修复。 “认”易“养”难，政策“短板”需补齐 无论是认养主体、文保专家还是相关部门，都认可“文物认养”这一模式。但他们也一致反映，目前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硬”，尚未建立激励、保障等配套机制。 “虽然张壁古堡保护开发效果看起来不错，但我们投入巨大，回报太少。”张金祥说，近几年，公司每年亏损1000余万元，想进一步谋发展，配套土地又供应不了。 “文物认养，‘认’容易，‘养’很难。”一位认养文物的企业负责人说，“认养文物就像认养了一个‘爷爷’，只能照料，无权处置，照料不好恐怕还得担责。” 赵曙光说，虽然山西省近两年出台了《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法》等系列文件，但文物认养的奖补、周边土地配套等相关政策，仍未建立起来。 从实践效果看，社会力量参与认养，是撬动民间资本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的有效途径，但要想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还需进一步激发社会积极性。 要根据文物活化利用价值大小，区分是以开发利用为主还是以修复保护为主，对症下药，分类施策。开发价值大的可以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只修不用的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吸引公益力量和各类基金参与。 认养后的山西省晋城市良户古村。本报记者詹彦摄 “对那些只修不用的文物，可以考虑在企业税收、发展用地、技工培训等方面给予认养人一定优惠，加大中央财政奖补力度，提高文物认养的吸引力。”曲沃县文旅局局长董朝晖说。 要探索参与度更加广泛的认养模式。部分文物专家表示，文物认养应纳入全域旅游框架，实现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也应打破省界限制，积极探索全国认养，让有愿意、有实力的社会力量都能参与进来。 此外，针对基层文物部门人员少、力量弱的现状，应当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能力。赵曙光说，要尽快建立健全专门的文物监管数字化平台，全省一张网，让文物认养的后续监管有“千里眼”“顺风耳”。
栏目主编：赵翰露文字编辑：宋彦霖题图来源：新华社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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