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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60年）的云岗石窟，位于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麓。石窟依山而凿，东西长约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石刻群之一。
据史书记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云岗石窟曾经经历过数次损毁及修缮。唐代《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守臣重建。”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云岗石窟进行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辽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云岗石窟遭到了损毁。金皇统三年至六年（公元1143一1146年），云岗寺院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云岗寺院惨遭兵士贱踏，沦为灰烬。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云岗寺院得以重修。公元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巡幸云岗寺院并御书“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岗石窟亦曾有修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岗石窟的修缮与保护才得到了真正的重视。1961年，国务院把云岗石窟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把云岗石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云岗石窟是北魏王朝融入汉族文化圈的见证。北魏是我国鲜卑族建立的王朝，公元398年迁都到平城（今大同），使之成为长达96年之久的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鲜卑族原本不信佛教，自与魏晋通聘后，才开始接受佛教。公元460年，魏孝文帝指令昙曜法师，在京城西郊的武周山开凿了五孔石窟。现编号为第16窟至第20窟的石窟，即为当时所开凿的“昙曜五窟”。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当年云岗石窟的壮景：“凿石开山，因岩而建，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昙曜五窟”的开凿，无疑是北魏王朝融入汉族社会的明智之举，也为其巩固政权、稳定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云岗石窟是世界石刻艺术融汇贯通的见证。在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石窟开凿过程中，许多来自印度、希腊等国家的能工巧匠们参与其中，共同创造着这个属于全人类的宏伟工程。在云岗石窟的某些造像中，不仅人物的容貌多有不同，而且造像的服饰、神情、体态也多有不同。其实，这些石窟里神态各异的造像，就是那些来自异域的能工巧匠们开凿出来的。这些造像的出现，既诠释了佛教文化的博大和包容，同时也体现了北魏王朝对异域文化的善意与友好。这样，就使云岗石窟的开凿，体现了艺术上、信仰上的广泛合作与交流。
云岗石窟是佛教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见证。在分为三个时期的石窟开凿过程中，每一个时期的石窟造像都有着不同的风格与神采。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的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而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艺术风格。晚期的窟室虽然较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造像比例恰当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有的造像身高十几米，威仪万千； 而有的造像只有几厘米高，小巧玲珑，神态动人。每当看到这些造像千姿百态的神情，人们只能用“巧夺天工”这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和感受了。
云岗石窟是中华民族高度聪明才智及惊人创造力的见证。许多参观过云岗石窟的外国友人与政要，都会表达出对中华文明的由衷赞叹。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说：”太让人惊奇了！这真是一个足以与万里长城相比较的奇迹。”还有的外国友人说，我们从一千多年前的云岗石窟，看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确实，云岗石窟可以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代表中华民族崇尚和谐、平等与安宁的符号。在这个符号里，不仅可以看得到文化的发展，看得到精神的发展，而且还可以看得到整个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和发展。
位于云岗石窟风景区内的灵岩寺大门口有这样一副楹联：“石窟数万尊芸芸众生苦乐皆为浮世虚幻，北魏数千载历历王朝兴废都如天际云烟。”短短的两句话34个字，说透了人间的来来往往，道尽了红尘的真真假假。
然而，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云岗石窟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宝石，永远在中华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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