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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在我国的存在感很强，无论是从资源角度、地理位置还是历史角度。山西省北以明长城与内蒙古为界，东以太行山脉与河北省为界，西以黄河与陕西省为界，南以黄河、王屋山、太行山脉（南段）与河南省为界，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省会是太原。 有人可能会问了，山西共有11个地级行政区，为何省会要放在太原？这里面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 
山西省南北较长，东西较窄，这样的地理存在，意味着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和东南部的晋城很难成为省会。运城位于黄河自风凌渡大转弯处的山西一侧，西边与南边是黄河，北边有吕梁山，南边有中条山，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如果把山西省会放在运城，与北边的省内其他各地联系是不太方便的。 
晋城的地理环境相比于运城可能更复杂一些，至少运城北端还有狭长的临汾盆地上接太原盆地，有汾河的存在，运城和省中部地区的联系没晋城那么不便。晋城没有大河，作为黄河支流的沁河在水运方面并不能给晋城提供什么便利。 晋城东有太行山，西南有王屋山，北面也是山峦起伏。再者，古称泽州的晋城距离古代河南的中心城市洛阳或开封都非常近，一直被视为洛阳的北面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常屯有重兵。我国历史上的王朝定都一般都不会选择兵家必争之地，比如汉高帝刘邦是徐州人，但他不会像项羽那样把国都定在徐州（彭城）。 
运城以北的城市非常著名，就是临汾，因为古为尧帝所居，称为华夏第一都。与运城相比，临汾的地理位置不是那么偏南，而且还有肥沃的临汾盆地，吃饭不成问题。 春秋时，晋国是公认的超级大国之一，实力与楚不相上下，在秦、齐、郑之上。晋国的国都最早在绛（翼），后来迁到了汾水之滨的新田。绛（翼）就在现在的临汾市曲沃县附近，新田是晋景公时迁过来的，位于紧贴临汾的新绛县附近。换言之，山西省之所以简称晋，和临汾有很大的关系。 
临汾为何没有成为山西省会，原因很复杂，这里只说一点。西汉定都长安，临汾所隶属的河东郡是长安的河东门户（黄河大转弯处大三角地带）。西汉设州以来，临汾和运城并没有隶属于并州刺史（辖山西大部），而是直属长安所属的司隶校尉部（类似于清朝的直隶总督）。 东汉定都洛阳，临汾依然是洛阳的北大门，依然隶属于东汉的的司隶校尉部，不属于辖山西大部的并州。这种情况到了魏晋依然没有变化，汉设并州以来，治所一直在太原。久之，临汾自然就不在山西省会的选择之列。 
晋城以北的长治古称潞州，是捍卫洛阳、开封的一线军事重镇。长治无法成为山西省会的原因和晋城大体相同，地势都较高，而且没有像临汾盆地那样的谷地与太原盆地相接，出入相对不便。 咱们换个角度说，要成为山西省会，这座城市就必须位于北起大同盆地（桑干河）、中经忻州盆地（ 滹沱河）、太原盆地南接临汾盆地、运城盆地的狭长谷地上。毕竟山西省是个多山的省份，群山连绵，耕种条件相对艰难，没有大河的灌溉是不行的。 以这个标准，太原以西的吕梁市，太原以东的阳泉市都要排除在外。晋中市主城区虽然在太原盆地上，但距离太原实在太近，有了太原，就没有必要再考虑在晋中设省会了。 
太原以北有三市，就是忻州、朔州、大同。忻州、朔州都位于盆地上，耕种条件相对较好，但问题在于古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二市都位于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界带上，常年厮杀不断。中原王朝为了防御北敌，就必须重点打造太原这座军事重镇。 而为了守住太原，忻州和朔州都是太原的北面门户。别的时代不讲，拿明朝举例。明朝的山西北边是强大的北元（蒙古各部），如果把省会放在偏北的忻州、朔州，是比较危险的。一旦二地失守，山西就有可能守不住了。 
大同是山西省最北部的城市，过了明长城就到了内蒙古。大同曾当过南北朝北魏的国都（平城），但北魏时的山西并非只有并州一个省级行政区，被拆成五个州，大同自然就很难成为山西的中心城市。
唐朝兴起于太原，以太原为北都，河东道（山西全部 ）的治所一直放在太原，放在过于偏北的大同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再者，大同到了五代宋辽金时，一直属于北方王朝，与五代北宋控制山西省（大部）没有隶属关系。 
到了明清天下一统时，太原早已完成了作为省会城市所需要的大多数历史因素和地理因素，甚至是心理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已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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