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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日记] 城市老话,榆次大杂院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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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5 10:37: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山西
本帖最后由 优简太原 于 2022-11-15 10:38 编辑

《城市老话,榆次大杂院的印记》


半个世纪前的大小城市模样儿一般。连京城也差不了多少。


大杂院是半个世纪前城市的住宅单元。杂在一片连筋带骨的高低平房圪挤着,无序的拥挤在大院子里。



我家当时住在山西榆次城的粮店街。当时的榆次老城,现在回忆,用街头话形容的说一屁股大。栈房街,粮店街等属于榆次城南北向的老街。城市和村庄没大的区别,除了大街有柏油路硬化,地下埋了部分自来水,污管水道,许多小街巷还是土路。阳光天土冒尘飞,下雨天泥淖的下脚难。


以前没有商品房,除了大的工厂和机关,没有成片的住宅小区。普通市民住在老院子老房子里,还是公产房。单位有各家的地盘,职工住房各家自行调节。


我们的大院子起初是晋中地区商业局的车队。后来车队找到宽敞的地方,腾岀来就住了人家。院子呈长形,东西长,南北窄。西边一排有5间车库,北边一排平房约有7、8间。靠东北有三眼砖砌的窑洞老房子。


母亲在商业局工作了十几年。商业局早先在西湖井的老院子里,斜对面有四合院,单位分给母亲很小的一间南房,顶多是8平米大小吧,一盘小炕。窄小的两三个人转身都小心碰撞。夏天还好说,冬天房间铁炉子生火取暖,挤挤仄仄的更不好过。于是向单位申请了多次,后来给调剂到任家巷,只是比原来多了2平米的储物间。还好,总算是宽绰了一点点。那时我在榆次花园路小学读书,弟弟妹妹还在祁县的外婆家生活。幸亏他们没过来,否则小屋里是无法安身的。四邻左右一看,反正那阵子大家都一样日子紧巴,没啥攀比的,也没啥叫苦的。



住了不到两年,粮店街车队腾岀来了。我妈有一天回家高兴地说,总算有大房子住了。于是就搬家了。车队院里空荡荡的。房子是很紧张的,我家分到一孔老窑洞,入深有6米多,拢共有20来平米的面积。房内靠后墙是一盘通炕。老小三代都过来的话,统统挤在一齐睡觉。多数人家都这样子的圪挤着过,不怕谁笑话谁。千百年来,除了有钱人家的大宅子可以辈分隔代的分房而居,平民百姓有间遮风避雨的安身窝已然不错。


大杂院子里起初还不杂,住有一户人家。主人姓马,是车队的老司机。马师傅有4个孩子,6口人挤在两间小平房里。平房面积没有我们窑洞宽深。至于说卫生间,洗漱间,抽水马桶之类的住房设施,那是未来的梦想。那年代各种斗争频繁,概念里那些舒适的生活,奢侈的家用是资产阶级的享受。压根儿和我们不搭边。我们是地道的无产者,全家也就两个小木箱,放些换季的衣服,还有必须的锅碗瓢盆等,属于全部家产。当时父母是年轻干部,两人的工资合计有百十块。人穷志短。记忆中,母亲经常念叨钱这个字儿,总是紧缺的要命。怎么掰扯也不够使。


家家都是全功能居室,一间屋子里,吃饭,睡觉,洗漱,洗衣,锅灶……。70年代哪有什么电视手机。娱乐内容基本靠一双耳朵。每户人家有台电子管的卧式收音机是奢侈品。听中央和省市的人民电台,新闻完了,听戏曲,放音乐歌,那是神仙过的日子。质量一般的收音机杂音是一定的,有时吱吱的噪音像电锯虐心。70年代后有了携带式半导体机,每户好比多了个戏台,不会因为抢听选择节目怄气。老少早晚滚战一处,碗碟子扔进洗涮池子,叮当磕碰是平常事,吵架伴嘴,吱吱喳喳的。冬天的煤炉子生在屋中间,靠铁皮烟筒把硫烟送到屋外,热量顺便暖了屋。加上煤烟火经常戗嗓子,咳咳咳,吐痰,舀水,哈哈,支起耳朵听吧,谁家也热闹的不得了。



到了夏天热得不得了,各家自然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在门口搭个小厨房。搭厨房的砖头子和油毡顶子自家想办法。煤泥火做饭也是技术活,一根火柱不会捅,半锅水一个小时也开不了。人在世间十事九不如意。有时脾气不好,就在桶泥火时发泄。火随人意,捅的火神爷生了气,专和主人作怪。一顿简单的家常便饭连做带吃,费工两小时不稀罕。煤泥火头起烧的是各家打制的煤糕,后来工业发明了蜂窝煤,这才把煤糕历史性的划了句号。



打煤糕是道城市的风景。吃喝拉撒酱醋柴是绝对生活资料,煤糕是柴火的进化。煤炭块子是烧不起的,于是发明煤面子和粘性的烧土比例和了泥,然后弄到方型铁模子里,3厘米薄的厚度。太阳地晒晾干后,煤泥糕垛起来随时可用。那时除了特别高级的人,都有打泥糕经历。我们院子后来搬来了两户邻居,说来都是很有面子的角色。一位是原任山西省粮食厅的栗厅长一家,一位是山西省人民银行王副行长一家。两个老汉年近六旬,是文.革时下放的。这么大的干部也如此,孩子们打泥糕,他们也挽起袖子搭把手,撅起屁股和泥搅土。生活烟火气很浓。


那阵子不是说农村,就是拿着城市商品粮的户口,生活内容差不离。顺口溜为证,不管大小人家,和泥担水掏渣。和泥故事大致说清了。早期城市的老院子是没有自来水入户的,于是在街面上建有好多自来水售卖亭。我们凭水票,挑着水桶去买水吃。一分钱两担四桶,挺便宜,但得有力气走上百米挑回家。担水是家务的必备活。逢到周末家家都动起了搓板子,大洗衣盆子耗水,卖水处就排起长队。一群年轻男女,一堆水桶挺壮观。闲的等待虽麻烦,但见面多了认得人宽了。逐渐熟了就捣歇。你哪的?晋华厂的。你呢?一完小教书的……。亲亲的拉扯起来。都是榆次家,这哈认的来,有甚的事儿尽管吭气,呵呵,挺好。



夏秋打泥糕,秋季也有活儿,准备过冬的活相。那阵子没有冰箱,反季蔬菜吃不到。一过寒冬腊月至第二年雨水前后,萝卜、白菜、山药蛋就是铁定的锅中菜蔬。于是各家在秋季就忙乎着做西红柿酱,一大堆瓶子存货,冬天做些调剂。冬菜的必备还有芥菜做的酸菜,芥疙瘩做的辣丝等。后来有人从南方学回来腌制雪里蕻菜,多了种口味。萝卜白菜贮放也是有技术的。大杂院有片空地,各家春天就种些玉米和向日葵,夏秋绿色点缀,跟着植物熬季节,乡村庭院的小感觉。小秋收之后,就在地里挖个坑,把白菜萝卜埋进去,竖插些秸秆透气地外,白菜冻不着还很新鲜。家家户户,坛坛罐罐。现在看来是落后的手工,风景很旧。但却是地道的有机食料,冒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住过去不到一年,我们院子便杂起来,好几户人家搬进来。原来的门房刘大爷老两口,圪挤在憋小的房子里。我家,老马家,还有上面说的栗厅长,王行长等5户,组成了最早的院邻。平面人家不像现在楼房的立体隔离,别人的头顶踩着你的地面,住了几年形同陌路。大杂院里走的是一条过道。后来自来水接到院中,喝的是一条管子。还有共用的厕所。每日里上下班,上街上学的,都一样骑自行车,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经常的感觉温度,不亲也有情。那阵子没有电视手机之类的信息工具,所以天地格局有限。人心闻的是环境空气,外面世界干扰的少,地头事儿就关心的多。每家发生大小事儿,孩子不听话了,夫妻两口子伴嘴了,舌头一串连,全院子都知道。有没事儿了站在当院里,或不经意的路过,各家的生活直播,耳朵录得很清楚。


我们家左手住的是王行长家,右手马师傅家。按社会等级说是有距离的。但大人小孩没什么差异感觉。王行长50大几,从省城下放不久,那时任晋中地区商业办主任。那边的栗厅长任晋中地委财贸部部长。两个大官偶然还有吉普车接送。年龄辈份,我称呼王行长叫老王大爷,矮矮胖胖的红脸膛老头,一口纯粹的晋东南土话。平时黑着脸威严的让人害怕,但笑起来很慈善的。还记得王大爷一次去盂县下乡,吉普车方向盘失控,猛一下撞到树上。好悬。还好没出大的事故。那车是不装安全带的。惯性很大,王大爷一头撞碎车窗玻璃钻出来,受伤不轻。脑顶门一个大纱布包。够险的。


那是短缺经济的年代。粮油定量,大人每月27斤,小孩24斤,食用油月3两。家家户户区别不大。有孩子的更要精打细算。半大小子,吃塌老子。现在日子好了,为了健康提倡吃杂粮。那阵子白面大米是改善饭。榆次粮食供应是25%的白面粉,其余是高梁面玉米面,小米汤。油水不大,胃囊子就会撑大。越穷越吃,越吃越穷,就这个意思。那时购物是需要准备好票证的,布票,粮票,油票,醋票,酱油票等。前些日子还见过一种计划生育时准予生娃的票证。资源稀缺只能靠票证限制。那阵子的好家庭好生活,基本是为肚皮和口福衡量的。直至80年代初,城乡有病危的,总在人咽气之前,买一口平时总想的好吃的,此生少留些遗憾。



山西广大的城乡人家,无论穷富,几乎天天通吃两种饭食。一是小米粥,二是和子饭,有的地方叫菜稀粥。此外还有玉米面、高粱面做的窝头发糕之类的硬货干粮。大家没有上桌吃碗的习惯,和农村的十字街差不离,男女各端着大小海碗,干稀一古脑盛在碗里,另一小碟子就着咸菜。端着饭靠墙或倚柜蹲在地上。稀溜稀溜吃得响亮,仿佛声音大小与肚子饱腹感成正比。除了节庆日,各家过些日子就弄些好吃的改善。如做饺子,油糕,烧烙饼子等。除了自家吃,盛一碗给左右邻居送过去打打牙祭。一来一往,不成文养成了规矩。



我们住的大杂院原来很宽绰,后来拥挤了。是各家来了都在自己对应的空敞地搞扩张。就势搭建起厨房储物间等高低不平的房子,棚子。门口还得留点儿自家的回旋余地,洗衣与扯铁丝晾衣,有雅兴还摆上几盆绿植。没有手机耗人的年代,夏秋季小板凳一坐,摇把扇子凉风,围成圈说长叨短,扯天下的见闻和眼前事。大杂院各家的内容很透明。老小故事包括他亲戚七姑八姨,儿女的表现。甚至有些私密的家庭信息,也靠挤眉弄眼间掏耳朵传播。


连我们家邻居王大爷家里的存款数据都能秘密流传出来。马大婶是我们院中最活跃的角色。她有的是闲空。舌功也最厉害。人性的羡慕嫉妒恨把我们连接到一处,攀比是天然的。她悄悄的向各家传递,说老王家是院里最有钱的主,据说家有3千多元的存款呢。3千多元!半个世纪前这么多现金可是天文数字哇。多数月光族的人家听了会吃一惊。


那时的娱乐局主要靠舌头。大杂院仿佛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分房吃住,互相闻着烟火味。耳朵里永远不清静,因为粘乎得太紧密。


在榆次粮店街的大杂院住了大概有3年,这是七十年代的前半期,改革开放大变迁的前夕。后来各家陆续搬走了。先是太原的两户,栗厅长和王行长官复原职,举家迁移回省城。我母亲升任了地区外贸局领导,搬迁到外贸局宿舍居住。然后我就下乡插队到农村,直至后来工作成家没有再回榆次落地。榆次粮店街大杂院清晰地烙在了记忆里。


半个世纪前的唠叨,已然是历史的库存。斯人不少已到天国,悲欣都成了过去。当年大杂院的几户主人,最小的当是我的爹娘,如今已是年近9旬的老人。


对生命生活认知的滤网有意思,曾经甜蜜的过往,已然烟云般飘散,说起来不会有什么兴奋的情愫。当年苦涩过的日子,反而沉淀在记忆中不去,还越发嚼岀了甜美。



这也印证了当年东渡日本传佛的大师,鉴真和尚悟岀的一句名言,人活一世,只有在泥泞的路上才会留下脚印。



来源:胡说胡又说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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