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父子与太原的缘分

龙城太原，历史上除了作为若干政权的帝都之外，更多时间段里，还是作为封国之都、太原郡治所、并州治所、太原府治所和河东路治所，因此在这里担任过军政长官的人，自然浩若繁星，其中亦不乏璀璨的星曜。如汉时在太原为代王、后为汉景帝的刘恒，魏时为晋王、后奠基晋朝的司马昭，隋时为晋王及并州总管、后为隋炀帝的杨广，隋时任河东抚慰大使和太原留守、后开创大唐基业的唐高祖李渊，宋时任判太原行府事、实际为宋首任太原知府的名将潘美，以及明时山西巡抚于谦、王世贞等，这些历史巨子与太原的交集，使历史悠久的古城更显俊采星驰。而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父子三人先后执掌太原权柄，为太原政治史、官吏史上增添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

范仲淹来太原为官，还得从北宋著名又短命的变革“庆历新政”说起。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第一次“宋夏战争”爆发，好不容易休兵罢战，北方的辽国又重兵压境，威逼宋“增输岁币”，不给银子就动武。宋只得与辽缔结“澶渊之盟”，以每年增加银子10万两、绢10万匹的代价换得边境安宁。但此时，大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过度向大地主集中的后果，是导致失地农民剧增，形成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再加上冗官、冗兵、冗费“三冗”现象突出，致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仁宗于是决定在庆历三年（1043年）由参知政事范仲淹担纲实施“庆历新政”。虽然新政着眼规范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但却使官僚群体深感“为官不易”，既得利益集团也感“恩荫减少”，这些人遂联合起来指责范仲淹等“朋党”犯上、怀奸不忠。众口铄金，弄得宋仁宗也不由疑神疑鬼起来。新政推行两年即流产，范仲淹自请外放，宋仁宗顺水推舟，命他担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离开京城政治漩涡。

范仲淹来太原赴任，是庆历四年（1044年）的事。宋时宣抚使，是一个地方上的军政长官，但范仲淹仅领此职一年，太原城还未及领略京城下派的宣抚使的雄才大略，庆历五年（1045年），他就改任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赴陕西上任去了。

西出潼关的范仲淹未留下身后治晋政声，但他游历晋祠后，留下了《咏晋祠水》的著名诗篇：“神哉叔虞庙，胜地出嘉泉。一源甚澄澈，数步忽潺湲。此意谁可穷，观音增恭虔。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千家灌禾苗，满目江乡田。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范仲淹在诗中赞誉晋祠嘉泉灌溉千家禾苗，景致一如江南水乡，但浓浓诗意中也流露出浓浓失意：诗人遥想三晋始祖唐叔虞开疆立国之功，愈发加重了自己推行新政“大道”未行，面对“前贤”的愧疚。也正因为诗行中流露出的茫茫心事，才使得这首诗的艺术感染力远高于那些单纯吟诵晋祠水山林寺的诗文。

过了45年，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循着乃父足印来到太原城，他的身份是太原知府。范纯仁刚到任，躁动的西夏又开始大举入侵，围困麟州（今陕西神木东北）等地。边将怯懦不战，夏人大肆抢掠、焚毁房舍、劫掳畜产无数。震怒的朝廷严厉追究太原府、路相关官员的责任，但履新不久的范纯仁安然无恙。第二年冬天，范纯仁离开太原，赴距东京（今河南开封）更近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上任去了。其后宋哲宗擢拔范纯仁任宰相时，有人以他太原任职时西夏入侵事起奏，弹劾他“守边无状，上下失备”，导致“死者数万人”，但宋哲宗未听。

又过了10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范仲淹四子范纯粹到任太原知府。范纯粹的仕途早于兄长范纯仁，在宋神宗朝即任陕西路转运判官、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等职，宋哲宗朝任户部侍郎、延安知府。宋徽宗朝，范纯粹先任信州（今江西上饶信州）知州，再徙任太原知府。但范纯粹任职太原的时间比乃父乃兄更短暂。建中靖国元年冬十二月，太原府、潞州、晋州等地遭遇地震，人畜伤亡损失惨重。第二年，范纯粹遭遇更强的人生“地震”——他被蔡京列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党人”，即遭罢官去职。不仅如此，他和范纯仁、司马光、苏辙等120位“元祐党人”的名字，被宋徽宗用漂亮的瘦金体书石刻碑，宣布终身禁用。

这不免让后人慨叹。范仲淹因推行宋朝一场变革而官场失意，他的两个儿子却因反对宋朝另一场变革也官场失意。有意思的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一度担任太原知府，并且卒于太原府衙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