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 | 山西——老沙堡·沙堡人（七）

池鱼

沙堡是晋中盆地的普通小村，住着一代代没过大响动的普通人。



半个世纪前的乡村，已经是集体经济，村里人叫农业社。听历史说，建国后的第一个大节目，政治上是镇压反革命，打倒地富反坏右，经济上叫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富裕人家剥削的土地分给穷人，贫下中农，还有穷的一毛没有的雇农。按人头均田地。到了1958年河南七里营出现了“人民公社”。分到户的土地集中到村社，一个乡镇为单位变成公社，所以此后老百姓几十年叫农民为“社员”。每个村叫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有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核算单位。1958年还弄过共产主义的早期模型。各家各户把灶火熄灭了，全村人吃集体食堂。集体食堂办的时间不长，光听说是糟糕的一塌糊涂，稀湯寡水，都叫喊吃不饱，把人饿煞呀。集体食堂很快散了伙，各回各家了。

胡说是50年代中后期生的，那段历史没有记忆。当脑子里依稀有大炼钢铁的影子。每户人家所有的大门铁环，衣柜上的铜铁锁头等金属的器具，统统被撬走了炼了钢铁。(那些铜铁器具锁头，有的是明清时代，甚至更早的古代制作，是珍稀的文物啊！)



墙上的标语刷的很多，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打倒美帝，赶英超美”等。

缺吃没喝的，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后来听说1960年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人，但沙堡人还不至于。每年春节后到5月份，青黄不接时，经常听说谁家没粮了，到处求人借吃的。稀汤寡水灌大肚，挺挺都过来了，没听说饿煞哪一个。讨吃要饭的倒是经常见。

穷，一直是童年记忆的主调。听成年人说笑，如果有张油油烙饼，赖后生也能把好看的奴儿哄上走了。

沙堡村有不到一千人口，分了两个生产队。像贾令那么大村，记得是12个生产队。老沙堡西半村是一队，东半村是二队。全村计有2千亩左右的耕地，每队各分一半，人均有两亩来地。那时刚出现了化肥，好东西。社员叫“肥田粉”。白面子撒在地里，能增产好几成。一般庄稼的亩产也就几百斤。除了交了公粮，每个大小社员能均分3到4百斤毛粮。受苦人一天到头都在劳动，又没有油水，十天半月能闻到点儿肉腥味的，那是好人家。越吃越穷，越穷越吃。尤其家里养几个半头小子，能把一座山吃塌了。记得村东头小同学叫“蛮儿”的，一字儿5个秃头兄弟，早起一大锅玉茭面渣渣煮疙瘩，一眨眼就刮干了锅底。

外婆家靠近后街勒，属于二队。爹娘在外工作，我们兄妹一生下就是城市人，户口在榆次，吃供应粮。随年龄增长每月十几斤到20来斤，3两油，25%的细粮，其余是高粱面，玉茭面，小米。还好，一家人滚在一起能调剂。母亲抠出些零花钱补贴家用。家里有现钱花那是令人羡慕的。就这样，耳朵里经常听外婆念叨没钱，没钱。贾令镇赶会，咬着牙给我们两毛钱，把村里小伙计们给眼气的不得了。

祖祖辈辈的沙堡人，生活在这个小村，有的穷，有的富。勤俭持家的，手脚勤快的，日子总是过的好些。有本事的，从土地上走出去，做个小买卖人，或者傍个财东给人打工，总要比守住炕头不动的人日子好。祁县是明清时期晋商的大本营之一。走南闯北，带动了工商业文化，外面世界的信息也带回来。发达的地方不是占了风水，是动，是把风水搅动起来。



沙堡村没有出现过有名的大财主，村里的不少长辈，出去打工做伙计的不少。笔者的老外公，就是太谷有名的“三多堂”的小伙计。伙计是做贸易的业务员。足迹从张家口做到蒙古库伦，又从库伦到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人出了门像上了战场。习惯了几年不回家。后来没了老外公的音讯。解放前到三多堂打听，说可能到了苏联的毛斯圪瓦(莫斯科)。1956年，村里曾接到来自毛斯圪瓦的长途电话，等到家人赶去大队部接起时，国际长途已断了。以后至死也没有消息回来，老外婆只能默默守活寡到底。以前一说外国，那就是在天上，就是天地间遥远不可及的距离。晋商做生意发财，那阵子顶的风险很大，到蒙古，到大西北，到俄罗斯，累死的病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老外公失踪后，三多堂那时也衰落了，财东很仁义，赔给了老外婆一些银元。家里得生活，用银元购置了20来亩地。玄啊，那阵临近解放了。后来土改，差点弄了顶地主富农的帽子。一不小心背了时运，就入了″坏人″的行列。

老祁县的乡村，除了做贸易的多，还有许多加工的作坊。如贾令镇的″肉坊″有多家，做的″贾令熏肉”名气很大。沙堡村也有名头，十里八乡的一听说，拉儿的人勒，沙堡的。口诀就来了，"沙堡俩，卖豆芽″。说沙堡村的人擅长发豆芽。做牙芽买卖，估计是明清时代的遗产了。我们眼里没看到过，绝迹了。

半个世纪前的乡村一个模式，集体的土地，社员们一起种。号令大家的，是生产队院里高架的广播喇叭。天不亮，叫醒的音乐吱勒哇啦的聒噪开了。然后分别布置，″一队的社员们，今日到老爷庙后面锄谷儿勒"，″二队的奴儿们，到老堰地勒掐棉花…。”

集体经济大锅饭，人活的简单。分粮分油分菜，也不用付现钱，先记下帐，等秋后生产队统一算帐。



社员们种地，经常还一出勤两送饭，看到忙的不得了。粮食产量就那么点儿，但年年听说大丰收。固在地里的社员反正也出不去，顶多往县城转一遭。再远些到城市，得到生产大队开证明。住旅馆或办事儿没证明万万不行。

沙堡村的阶级斗争一直没间断过。1964年的“四清”运动，刚消停了些“文革”就来了。村里也出现了许多红袖章，造反派。闹腾的把东头的菩萨庙拆了，北圪道的五道庙，西头的老爷庙砸了。村里的黑“五类”被揪出来游街，开会斗争。白天劳动了，黑夜经常召集在大队开会。上头哇啦哇啦的宣讲，社员靠着墙根，呼噜呼噜的睡觉声一片。一说开会斗争，听年纪大些的说，唉呀，又家败呀。

半个世纪过去了，前街有个叫“煤漆三”的人老忘不了。他是村里有手艺的人，会油漆墙面美术工，特别是写的一手好字。村里墙上的标语，都是他一个人写的。全村男女都羡慕他，不用下地劳动，工分挣的不低。每天提着两个桶，兴的不得了。白石灰水，红广告色，写不迭的写。人家叫骂谁他就打倒谁，让歌颂谁，他就不断地写万岁。硬看着煤漆三从青春岁月，写的头上有了白发，脸上满是皱纹。

村里人穷苦，说贫下中农，反倒有理踏实。自觉活的还不赖，因为眼里看到，还有比自己更倒霉的。沙堡村没有“右派”，坏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四类。四类分子被斗的落花流水，造反派想怎么折磨也行。不管数九寒天酷暑三伏，四类分子后半夜就得爬起来，扫大街。看着那些个老弱的坏人有时拖着病体干活，心里挺难受。嘴里也不敢说同情，阶级立场歪了要出大事儿的。

村里活的好些的，还是数大队干部。每天也不用做力气活，背着手到地里转转，场儿上悠悠，吆三喝五的挺体面。还有一种活计也让人眼气煞，做队里的巡田的。巡田就是在地里串来串去的巡逻，身上带着镰刀和简单武器，村里的土警察，任务就是防贼捉贼。穷了就贼多，地里的秸杆，树上熟了的果实，长成的庄稼，谁都想往家里偷。巡田的肯定是队干部的亲信了。那活计好就好在自己拿太方便，不叫偷。吃喝比别人家滋润的多。

那时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放松。家里养多少只鸡，几头猪是有规定的。不按规定养的多了要革命的。现在讲究防疫健康，那阵子来个鸡瘟猪瘟的，虽然损失了收入，却是家人的口福。谁家也不舍埋掉扔了，病鸡病猪统统要煮的吃了。生产大队养的骡马大牲口得病死了，秘密埋葬了也会被人挖走的。

一个穷字，所以什么也不讲究，只要活着就行。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沙堡人就是这么过日子。



（via：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胡说胡又说”）

(待续)